今天，我们分享李喜平的文章《那些提高学历的日子》。

在我的面前，摆放着三本红皮毕业证书：一九九一年六月三十日颁发的中师毕业证，一九九五年六月三十日颁发的大专毕业证和二零零零年六月颁发的本科毕业证。中师毕业证是全日制的，大专毕业证是函授取得的，本科毕业证是自修获取的，这三本毕业证见证了我那些提升学历的艰辛又充实的日子。

我于一九八八年七月考取焦作师范，同年九月进入焦作师范学习。学习两年后，那种凭借全县前几名考入焦作师范的优越感逐渐消失，一种强烈的危机感向我袭来——毕业后只是中师文凭，只能做小学教师。外表洒脱内心拘谨的我，不能接受这样的现实。听说班里个别同学有高人指点，已经开始报考自修专科了。于是向人家请教，利用休息日在一个宾馆里报考了自修专科。当时也不知道是怎么想的，晕晕乎乎报考了文秘专业，领了几本似懂非懂的书。或许是对这几本书不感兴趣吧，或许是师范三年级功课紧张吧，最终还是放弃了这个文秘专业。

一九九一年中师毕业后，在那个到处缺少师资的年代，我很快被分配到一所农村初中。只有十九岁的我，教的是十四五岁的学生，面对着那一双双求知若渴的眼睛，愈发感到自己知识含量的不足。于是参加工作第二年，我参加了函授考试，顺利通过了录取线，被郑大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录取，开始了三年的函授学习。

学校对我们这帮积极进取的小青年很是支持，调课请假都比较顺利。记得每学期开学不久，要到郑大文学院听课学习半月，学期末参加郑大组织的统一考试，其他时间都是复习背记重点知识了。为了能够通过每一门考试，我们都要在完成学校常规备课、上课、批改作业、班级管理这些工作之余，利用晚上、星期天、节假日，认真学习背记各科重点知识。书本标的密密麻麻，笔记记了一本又一本，艰辛紧张之余，感到更多的是充实。

三年的函授生活，郑大和省城郑州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幽深广阔的郑大，要比我们的焦作师范阔气多了。一条笔直的南北大道贯穿校园，各个学院分布在郑大校内四周，因为校园太大，学生出入要骑车才行。虽是函授学生，我们也受到郑大的热烈欢迎，被安排在比较舒适的地方住宿，每天的主要活动就是到中文学院阶梯教室听课学习。讲课的都是一些中老年教授，稳稳重重坐在讲台上，拉长音调抑扬顿挫一口气能讲两个小时。因为时间紧任务重，我们在下边并不轻松，尽力跟上教授的讲课节奏，把书本标记得层次分明。

枯燥繁重的白天阻挡不住我们青春激昂，晚上我们尽情欢笑歌唱，来自商丘的一位同学一首《小白杨》唱得声情并茂，优美的歌声让人至今难忘。

忙里偷闲，我们怀着好奇的心情逛遍了省城郑州的著名去处。什么二七纪念塔、银基商城、碧沙岗公园……琳琅满目的商品和川流不息的人群，让我们领略到省城的繁华。一次在路边一家“萧记烩面店”吃烩面，油光闪亮的烩面汁上飘着香菜，加上劲道的烩面，时不时还能吃到一块碎牛肉，只吃得满嘴生香，感觉回味无穷。后来得知，烩面是我们省城的一大特色美食，其做工调料堪称一绝，怪不得吃后令人念念不忘。

还有一次，我和驻马店的一位同学外出购物，这哥们长得白白净净、文文气气，我们有说不完的话题。正热烈地交谈着，突然从路边蹿出一人，把一个牌子塞到我的怀里。我一时懵症，不知所措。这时，往我怀里塞牌子的家伙，生拉硬拽让我去路边一个临时照相点照相，我才醒悟过来，意识到遇到“劫匪”了。在驻马店同学的声讨和我的反抗下，“劫匪”被迫放开手，我们快速离开，背后传来那个家伙的谩骂声。这次遇劫事件让我第一次领略到江湖险恶，从此每逢到郑大函授学习，我都安分守己呆在校内，很少外出。

三年的函授学习很快结束，我们在郑大文学院合了影，不久领到心仪已久的烫金红皮毕业证书。有了大专文凭垫底，我在初中教学岗位理直气壮了不少。

时间很快来到一九九八年，在上级要求初中教师需要拥有本科文凭的呼声中，我又一次产生危机感。于是跟着报考本科的浪潮，报了河南教育学院卫星电视师范汉语言文学教育本科。领到教材的那一刻，我长长出了一口气——本科所学内容和我在郑大中文系所学的差别不大，学起来应该比较轻松。

之后就是定期到焦作教育学院听课学习划重点，然后是自学，然后是自修考试。因为有大专阶段所学知识的垫底，印象中本科证的取得没有遇到太大困难，没有补考的历史。只是在毕业前期，班主任告知我们本科毕业要想拿到学士学位，英语上有一定要求。这一要求对我们有点苛刻，要知道，从考入师范那天起，我们已经告别了英语学习，英语对我们来说已经遥远又陌生了。于是果断放弃学士学位，只获得了一本红红的本科证书，但心愿足矣。

多年来，我一直为我的三本毕业证感到自豪。中师、大专、本科，三本毕业证见证了我的学习能力和奋斗史。直到今天，我依然感恩和怀念那些奋斗的日子。在那些日子里，我的文学素养得以提升，灵魂逐渐丰盈，最最重要的是，那些日子铸就了我人生的底气和自信。